論清前期歷史走向

那塔拉丹鳳

明清之際，在世界和中國歷史上都是一個特殊時期。明王朝的中前期，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空前強化，國家統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都在原來的基礎上有所前進，有所發展。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派遣以鄭和為首的寵大船隊多次下西洋，最遠的到達非洲的東海岸。其船隊規模之大，造船技術之先進，海圖及航海羅盤之准在當時世界上都是先進的。航海技術是多種科學技術的綜合，這足以說當時的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並不落後於世界其他國家。正是在長期的積累和發展的基礎上，到了嘉靖萬曆年間，在中國1 000多年封建經濟發展條件下，在一些地區和一些行業內，孕育出新資本主義萌芽。但是，希望這一新生事物以其微弱的力量，衝破延續1 000多年強大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束縛，談何容易。事實上，它一出世，就遭到了暴風驟雨般的摧殘。

首先，明中葉以降，延續幾千年的中國農、牧文化的衝突引發了北方民族矛盾，九邊烽火綿延，蒙元殘餘勢力，新興的女真族(即後來的滿族)，不斷地擴大勢力，不斷地吞食明王朝統治的周邊地區。特別是從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以遺甲13副起兵，採取“恩威並行”，“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的方針，只用10年時間就統一了建州各部，又經過30多年的兼併戰爭，女真各部基本上都統一在努爾哈赤的部下。從努爾哈赤起兵開始，逐漸成為明王朝的一大隱患。女真族的興起，既有歷史的機遇，又有自身的必然。明王朝的軟弱，邊關的鬆弛，使女真人不斷豐滿自己的羽翼，從最初邊關尋釁，發展到橫行邊關，不斷壯大。一旦定居遼東山區，立即成為明遷遼東的隱患，女真不斷內移，以至佔領遼沈，統治整個遼東，並以此為根據地，向全國範圍內拓展。應該說先是女真、後來的滿族，確實是一個善於學習，勇於創新，充滿銳氣的民族，他們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最終能成氣候。其自身的奮發圖強是決定條件，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兩代不愧是滿族的兩代英豪，沒有他們滿族不可能發展如此迅速。此外滿族的八旗制度具有先天的優越性，組織嚴密，戰鬥力強是當時其他軍政機制不可比擬的。有優秀領袖，又有嚴密的軍政機制，加之善於騎射的習俗，剽悍的特性使滿族人得以在不長時間內就迅速擴大了自己的力量並從遼陽而瀋陽，大清大旗一旦打出，就勢不可當而成為明王朝爭奪天下的主要力量。

滿族的興起，使明王朝為了維持其大明王朝的一統天下，不得不從全國征糧調兵，弄得民不聊生。各種負擔都轉嫁到廣大農民頭上，從而進一步激化本來已經存在的階級矛盾。由階級矛盾引發的明末農民大起義，是當時天下大亂的又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先是群雄並起，最後聚結成李自成、張獻忠兩大支力量，張獻忠農民起義軍的大西政權首先消滅了明王朝的主力，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大順政權則利用明清之爭無力顧及以及張獻忠削弱明王朝主要力量的機會北上明都，逼迫明崇禎皇帝自縊煤山。如果說明王朝亡于李自成大順政權之手，莫如說明王朝亡于張獻忠大西政權和大清王朝之手更為合適。由於李自成、張獻忠自身的局限性，他們儘管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但是他們沒有能力在舊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王朝。農民起義的悲劇就在於他們的領袖是一個農民，沒有明確的目的，即使勝利了，最好的出路就是重走朱元璋的道路，再建一個新王朝，而李自成、張獻忠之自身的素質不如當年同樣是農民起義軍領袖的朱元璋，所以最後只好以失敗而告終。大明和大順及大西最後都敗亡於大清之手。

問題在於當時的滿族是奴隸制特性尚未完全褪盡的落後的少數民族，由它來統治一個已有1 000多年歷史的封建制的中華帝國，這對於一個本來只佔據東北一隅之地滿族來說也實在勉為其難了。但歷史就是這樣，把這個歷史重擔硬是放在滿族統治者的肩上了。儘管滿族是一個善於學習，勇於創新的民族；儘管明王朝腐朽，不堪一擊；儘管農民起義有許多局限性。在一筐有疤有爛的蘋果中，滿族統治者算是一個有新鮮氣的蘋果。可是這個歷史重任確實是滿族統治者不堪重負的。

從滿族人關到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統一臺灣這幾十年中，滿族統治者一直忙於對付南明小朝廷，對付各地風起雲湧的抗清鬥爭，對付各路農民起義軍的餘部。儘管拼盡銳氣，總算是統一了全國。但這幾十年中國歷史發展都消耗在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引發的混亂之中了。戰事不斷，社會不得安定，經濟談不上發展，整個社會處於停滯狀態。

如果從明代萬曆年間努爾哈赤興起算，(明萬曆十一年即1583年)到康熙年間統一臺灣(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前後一個世紀。在這個動亂的世紀裏，中國這個古老的文明古國，長期以來一直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國家，卻因為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引發的戰亂，使自己喪失一個世紀的發展機會。如果我們睜眼看當時的外部世界，就會發現，當時世界範圍內也是風雲突變之際。歐洲中世紀宗教的黑暗統治已經搖搖欲墜，行將滅亡。以英國為例，從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英國農民開展激烈地反圈地鬥爭，其目的就是要求取消封建地租和實行根本性的改革，城市軍民也開展了反封建鬥爭。而體現新舊勢力鬥爭，在上層表現為議會和國王之間的鬥爭，新興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利用城市風起雲湧的人民群眾的反封建鬥爭，向代表舊勢力的國王展開鬥爭。1638 年蘇格蘭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發動反英戰爭更引發了一系列的人民的反封建鬥爭，在革命形勢業已成熟的情況下，1640年年初，新議會在威斯敏斯特召開，標誌著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開始。舊勢力決不會甘心退出歷史舞臺，於是發生了第一次內戰和第二次內戰，直到1644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臺，廢除君主制，英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現共和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取得政權。   

而與同一時期的中國相比，明朝中葉一些地區手工業中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卻因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所引發的戰爭所摧殘。中國農民的反封建鬥爭仍然是舊式的農民戰爭，沒有英國那樣新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作為新的生產力發展方向的代表，不可能衝破舊的生產關係的束縛，不可能建立新的生產關係，因此最終仍然逃脫不了失敗的覆轍。同樣是處於一個矛盾激烈的動亂時代，中國與西方卻完全走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中國最終卻由一個生產方式比較落後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成為大清國者，仍然在封建制的舊軌道上爬行。而西方卻廢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國，新興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成為統治階級，新的生產關係日漸取代了舊的生產關係。歷史在這裏拉開了差距。

西方新興的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後，很快就露出了殖民主義的猙獰面目，開始了擴張主義行徑。從一開始他們就把目標瞄準東方，特別是印度和中國。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東進的目的，並不是要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尋找市場，掠奪原料，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殖民地的中國，後來的鴉片戰爭證明了這一點。所以中國只有走自己獨立發展的道路。當時的大明王朝，應該說在當時世界上也是一個泱泱大國，而且自身的發展也已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可是當世之時，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風暴驟起，舊的生產關係和戰亂束縛和摧殘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水準低下，甚至一度倒退，把一度已經孕育出的資本主義萌芽扼殺在繈褓之中。再者中國當時新生產力代表者力量極其微弱，那些由地主轉而成為的作坊主，每天都在回味他們熟悉的土地主的生活，廣置土地，一夫多妻，根本沒有擴大再生產意識，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原始積累階段就這樣被有意和無意地扼殺了。至於明王朝的滅亡也是歷史的必然，中國封建統治已經處於行將滅亡的衰落時期，走人了一條死胡同。   1 000多年舊體制矛盾百出，官吏腐敗，互相傾軋，社會動亂、民不聊生。如果不亡於農民起義軍，也必亡于清，應是情理之中，似是歷史的偶然，實為歷史的必然。

滿族統治者統一全國，使中國獲得了一個穩定發展的時期，於是出現中國歷史上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與它之前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相比，它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後一個巔峰。

康乾盛世使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歷史長期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鞏固和發展，並最終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從而使我國遼闊的領土疆域也最後穩定下來。這一時期，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勢力，頻頻叩關，企圖以槍炮和鴉片打開中國的大門，從而開闢市場、掠奪原料；北方的沙俄侵略勢力也不斷南下，蠶食我國北方領土；而國內複雜的民族關係、三藩之亂以及連綿不斷的民族戰爭，也是成為國家統一的障礙。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中，清朝統治者，抗禦了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打擊了北方的沙俄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尊嚴，完成了國家統一這一宏偉大業。從而奠定了我國領土疆域的基礎，並對近現代中國產生深遠的影響，建樹了巨大的歷史功勳。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會經濟較前代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儘管明末清初長期的戰爭，曾一度使社會生產力遭到破壞。但是，一旦全國統一的局面形成，社會經濟便迅速從清初的調整狀態中恢復和發展起來，人口迅速增加，從而出現了康乾盛世。前後持續了100多年的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封建經濟發展的最後一個峰巔。明代中後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亦有一定程度恢復和發展。

康熙、雍正、乾隆時期，清王朝的民族政策也自有其成功之處。特別是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取得了超越以往任何朝代的成就。清朝統治者一直注意調整與人口眾多的漢族及北方少數民族蒙古族的關係，極力籠絡漢族地主階級和蒙古族上層統治者；同時對西南地區實施了有效的改土歸流政策，對西北地方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的分裂舉動及時鎮壓，鞏固了清王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特別是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大力開發，促進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

總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時期，國家空前統一，版圖更加遼闊，經濟較前代有了較大發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出現了自明代中葉以來從未有過的盛世局面。因此，對於三朝在清朝歷史以至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地位是不應該低估的。

我們應該看到這個盛世是在百年動亂之後出現的。百年衰敗之後出現國家統一局面，政治較為穩定，經濟有所發展，文化也開始出現繁榮局面，當然值得稱頌，也應該肯定，畢竟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機，也是由衰敗轉向興旺發展的標誌。

但是，如果我們把康乾盛世放在世界歷史環境去考察，這個盛世就顯得黯然失色了。當時正是世界局勢劇變時期。歐洲資本主義在經歷了原始積累時期以後，先後在一些國家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產業革命，擺脫了封建制的桎梏，以前所未有的銳氣飛速發展。面對急劇變化的世界形勢，曾經創造了光輝燦爛古代文明的中國，卻仍舊在封建制的舊軌道上蹣跚。一個原來局促東北一隅之地的北方少數民族——滿族，成為中國的統治者。儘管這是一個善於學習，勇於創新，充滿銳氣的民族，但畢竟剛從奴隸制脫胎而來，要使一個瀕臨滅亡的封建制的僵屍恢復生氣，已經不可能，而想要把一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古老帝國推上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更是滿族統治者力所不及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過了2 000年的歷程。歷史的積累，既造就了這個古老的文明古國的燦爛文化，使他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又是一個沉重的包袱，壓得他喘不過氣來，邁不開前進的步伐。面對世界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形勢，清朝統治者不是睜眼看世界，採取明智的開放政策，反而抱殘守缺，採取狹隘的、保守的“閉關鎖國”政策。儘管這種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制西方殖民主義入侵的作用，但更多的是隔絕了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拉開了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距離，使中國沒有能趕上正在洶湧前進的世界歷史的先進潮流。而極端強化的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一方面扼殺了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使新的社會力量難於出頭；另一方面又壓抑了廣大人民的聰明才智，使得人們的思想僵化，墨守成規。這種閉鎖麻木的思想狀態，顯然不能適應新觀念、新思想不斷突起的飛速發展的世界形勢。因此，康乾盛世的背後，仍是中國落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繼續。

此外，就康乾盛世本身而言，康熙就是入關之後清王朝第二次創業的有為之君，平三藩，收復臺灣，抵抗沙俄侵略，立下不朽功勳。但康熙留給雍正的並不是太平之世，而是把一大堆矛盾一推了之。雍正在位十三年，在矛盾中煎敖了13年，不得已動用強權手腕，打擊諸王勢力，最終落得個暴君的駡名。乾隆作為守成之君，享受父祖兩代打下的基礎，沒有費太大的力氣。可是承平日久，一樣會有新的矛盾出現，乾隆面對川楚陝農民起義就手足無措。

如果我們將康乾盛世對後世的影響再考察一下，就會發現康乾盛世留給後世的遺產同樣只是土地高度集中、民生困難；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吏治敗壞，軍備廢弛。留下的是一大堆難以解決的難題，難以克服的矛盾。

乾隆中葉以後，隨著地主階級政治、經濟勢力日益鞏固和發展，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開始了對土地的瘋狂兼併。滿族貴族入關後，即以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田等名義圈佔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雖正式下達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後滿洲貴族仍依恃政治特權廣占良田。乾隆時，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莊即達8000餘頃。漢族大官僚佔有土地的數目也十分驚人。康熙時的大官僚徐乾學在江南蘇常一帶佔有大量土地，僅無錫一地，占田即達10 000多頃。大商人對土地的兼併，使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使廣大農民破產、流離失所。土地的集中，勢必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嚴重局面。康、雍、乾三朝是清代人口急劇膨脹的時期，在短短100多年時間裏，人口突破一億、二億、三億大關。人口的劇增，並不是太平盛世的標誌。而是康熙51年開始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賦”的結果，大量隱匿不報的戶口，逐漸隨著免征丁口稅而暴露出來。土地的高度集中，人口的不斷增長，使人們生計陷於極度困難。大批失去了土地或根本沒有土地的農民，或淪為佃戶和雇工，或成為耕無田，居無所的流民。淪為佃戶的農民被迫承受地主階級高額地租的殘酷剝削。當時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戶六)，一般是對半分成，主佃各一半。 佃農除了向地主交納正額地租外，往往還得向地主繳納名目繁多的各種附加租。除此而外，農民還需負擔清政府的各種捐稅。農民終歲勤耕勞作，所得糧食除交地主租息外，餘存無幾。而淪為流民的大批農民，有的不顧清政府的禁令，進入清政府封禁的東北、蒙古及沿江沿海墾殖。他們披荊斬棘，艱苦備嘗，還得設法應付官府的驅逐，顛沛流離，難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鎮、街頭，沿街乞討，朝不保夕。更多的離開祖居之地的農民，進入深山老林地區，辛勤墾辟，以求生存。當時川、楚、陝邊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區，成為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流民的集聚之地。在那千山萬壑，深谷縱橫的川、楚、陝交界區，乾隆末年聚集的流民達數百萬之多。他們主要是失去土地的農民，以及因清政府的嚴緝而失去生活手段的靠私鹽、私鑄為生者，這些人扶老攜幼來到深山老林，結草為棚，或墾荒，或到木廠、炭廠、林廠做工，但仍擺脫不了地主官吏、地主豪紳、地痞惡霸的壓榨、欺淩。那些社會惡勢力串通一氣，山民受其摧殘，無處可以評理，更沒有地方可以伸冤。備受淩虐的流民，被迫鋌而走險，走上了以鬥爭求生存的反抗之路。流民成為乾隆末年爆發的川楚陝農民起義的基本群眾。

“府庫充盈”曾是乾隆盛世的一個標誌。但由於乾隆對邊疆地區的不斷用兵，在建立千秋萬世功業的同時，也消耗掉大量歷年國庫的積存。僅兩次用兵金川，即耗帑銀7 000萬兩。乾隆中期後，因承平日久，統治階級中奢靡之氣日長。皇家壽典婚喪，鋪張奢靡；乾隆六次南巡，揮霍無度，使府庫積存像流水一樣消耗殆盡。為乾隆皇帝博得寬大德政美名的五次普免全國錢漕糧的義舉，使府庫出多入少，以至入不敷出。乾隆中葉以後，由於吏治的敗壞，因錢糧虧空、積欠而嚴重影響了政府正常的財政收入。各級官吏以各種名目侵吞錢糧，使國帑虧空日益嚴重。據嘉慶三年至五年的清查結果，積欠即達2 000余萬兩。財政的嚴重困難，影響了國家機器的運轉。清政府不得不採取各種措施來增加財政收入。如開捐例、增關稅、加鹽價等。這些措施無一不直接間接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而各地官員以追繳積欠為名對農民的巧取豪奪，則引發了各地農民的抗糧鬥爭。

乾隆中葉以後，社會政治日趨腐敗，各級官吏，有的肆無忌憚地貪贓枉法，婪索營私，有的因循疲玩、屍祿保位，驕奢淫逸，不思進取。嘉慶初年，編修洪亮吉對乾隆末年的吏治情況曾在上疏中給予了深刻揭露。他指出，當時官員的普遍情況是“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取進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

從乾隆中期開始，清朝武備廢弛的問題已很嚴重。清朝曾以雄厚的武力，依靠八旗的驍勇善戰統一中國。入關後，優越的寄生生活腐蝕了八旗官兵，承平日久，疏於訓練管理，戰鬥力嚴重蛻化。對白蓮教起義軍進行3年的圍追堵截。然而，起義軍不僅沒有被鎮壓，勢力反而越來越大，活動範圍越來越廣。究其原因，實與乾隆末年軍備的廢弛直接相關。

在鎮壓白蓮教過程中暴露出軍中問題主要有：各省督、撫及帶兵大臣和各路將領明目張膽的“營私肥橐”行為。白蓮教起義發生後，在京城供職之人，即便是諳達、侍衛、章京等，也無不營求前往。這些人並非要為朝廷分憂，而是為在軍營撈到好處，實現發家致富的美夢。由於軍營中可為許多人提供財源，故而各路帶兵大員，有意遷延，藉此肥己私囊。軍中將領及督撫大員的冒功侵餉是軍中又一嚴重問題。為了圍剿起義軍，清廷自嘉慶元年至四年，耗費軍餉7 000余萬兩。然而，成千上萬兩的軍餉，竟被諸將大量侵吞。有的用以尋歡作樂，有的被饋送轉贈，軍營竟成為帶兵將領及地方官員發財的淵藪。有的浮冒開銷，以彌補過去虧損。清軍各路將領及地方大員的推諉塞責、畏縮避戰，是導致清軍戰鬥力低下的重要原因。在鎮壓白蓮教起義軍時，清軍將領和地方大員們，或者虛張聲勢，將起義軍逐出管轄地段而後粉飾奏報以塞責；或者以繞截為名，遠遠避開起義軍的鋒芒，只是逐日向朝廷奏報起義軍的行蹤為事。河南巡撫景安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景安率軍駐紮南陽一帶，任務是堵截湖北起義軍進入河南境內。然而，景安只知遠避尾隨，故人皆呼之為“迎送伯”。

總之，乾隆中葉開始的盛世轉衰，到嘉慶親政，盛世積累的本錢已經消耗殆盡。交接到嘉慶手中的只是一個爛攤子。    ’

嘉慶、道光二朝世界環境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西方殖民主義已經看准了中國這塊肥肉，紛紛東來，在我國沿海各地製造事端，槍炮和毒品鴉片雙管齊下，不敲開中國這個大門，他們是絕不會甘休的，後來的鴉片戰爭正是其發展的必然結果。

西方殖民主義要滅亡中國，而中國要自強圖存，矛盾都集中在嘉慶、道光兩朝。是中興，還是中衰，已不是嘉道所能主宰得了的。國際大環境，國內小氣候，註定這場戰爭非打不可，而中國完全處於一種被動挨打的局面，中國人民在西方殖民主義侵略面前，表現了前仆後繼、頑強不屈的鬥爭精神，致使外國侵略者不能達到滅亡中國的目的。然而，人民自發的分散的鬥爭，是不能取得全民族反侵略戰爭的勝利的。近代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需要在先進階級領導下組織全民族的抗戰，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嘉、道這兩個對資本主義世界茫然無知、又視國內人民為寇仇的封建帝王，是不可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徹底勝利的。

嘉道時期封建社會的衰落腐敗有歷史的必然性，正是這種必然性使嘉慶、道光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社會的種種弊端。然而，作為封建王朝最高統治者的嘉慶、道光，能不能通過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已經衰敗的朝政有些起色，使當時的中國，擁有一定的力量，外以對抗侵略，內以避免政局的動盪呢?這種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嘉慶、道光沒有做到。  

綜覽嘉慶一朝政務之得失，從全局看，嘉慶在處理清王朝當時面臨的兩大社會問題時，沒有抓住問題癥結之所在並傾全力加以解決。嘉慶在親政時，雖然已經看到，百姓所以“不顧身家性命，鋌而走險，總緣親民之吏，……多方婪索，竭其膏脂”所致，然而他並沒有採取有力的手段打擊懲治那些貪官污吏。即便懲治，也是初則電閃雷鳴，繼則細雨和風。更多的時候，嘉慶採取的不過是警告和虛聲恫嚇。然而，一些威脅性言辭，對於那些已經陷於貪贓枉法泥淖中不能自拔的官員早已失去了任何警厲作用。嚴厲的懲治，對嚴重敗壞的吏治來說是惟一行之有效的手段。嘉慶對他們的姑息寬容，是與他整肅綱紀的口頭宣言和願望背道而馳的。而嘉慶在處理另一嚴重的社會問題即階級矛盾的尖銳、農民起義的屢撲屢起時，則心狠手毒，果斷迅速，充分顯示了組織、指揮的“才能”。嘉慶在處理兩大社會問題上截然不同的做法，是由階級本性所決定的。因為農起義從根本上危及了清王朝的統治，是你死我活、生死存亡的鬥爭，而吏治腐敗等弊政，不過是統治集團內部的問題，它對清王朝的統治不會構成近期的威脅。兩害相權，嘉慶自然要以鎮壓農民起義為先。因此，嘉慶不能重振朝綱帶有必然性。

嘉慶朝在整飭內政方面的失敗，還要歸咎於其革新嘗試的半途而廢。嘉慶親政之初，雄心勃勃，打出“咸與維新”的旗號，在一個時期內對乾隆朝的弊政多所更張。為時不久，竟自食其言，公開批判起“咸與維新”的提法。改弦更張更是不可能的。

對乾隆中期以後，社會經濟停滯這個事關清王朝興衰的根本問題，嘉慶並沒有採取任何得力措施給社會經濟發展以新的活力。“重本抑末”的傳統經濟思想禁錮著他的思想，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使他在經濟上顯得比康、乾更為保守。礦山的開採，在清代時禁時弛。嘉慶是嚴厲禁止開礦的。嘉慶自開礦聚眾滋事為由，不斷下達封禁礦山的命令。

此外，面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侵略，嘉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予以嚴密的防範，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嘉慶對先進事物，採取盲目愚蠢的拒絕態度，這對中國與世界的交往，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是十分有害的。

道光從嘉慶手中繼承了一個積弊更深、社會經濟更形衰敗的王朝。道光孜孜圖治30載，也沒有能使朝政舊貌有所改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數端：

其一，道光所處的時代，正是清王朝急劇走向衰落，內憂外患交加的非常時代。非常之世，必須起用非常之才。道光一朝，曹振鏞當政于前，穆彰阿攬權於後。曹“小心謹慎，一守文法”，但知‘‘多磕頭少說話”。此庸祿之輩來輔佐道光應付激變時代提出的許多新問題，顯然是不可能的。至於穆彰阿更是擅權貪榮之輩，持寵結黨營私，排斥異己，對主戰派林則徐等構陷傾軋，對投降派琦善之流“同惡相濟”。用人失誤，鑄成大錯。道光朝要革新朝政，應付變局，沒有非常之才的輔佐，焉能成功?

其二，道光君臨天下之後，曾力圖革除弊政，為衰弱的清王朝注入新的活力。然而，綜覽道光為政之道，他致力於革除的，枝節者居多，切中要害者甚少。當時的社會弊政，最要害的莫過於吏治的腐敗，軍備的廢弛，社會經濟的停滯不前。如前所述，吏治的腐敗為封建制度的一大痼疾。然而，隨著封建制度的腐朽沒落，特別是在清代廣泛實行的捐納制度，使清代吏治的腐敗更甚於前代。乾隆的驕奢淫逸，和珅的攪權納賄，使吏治的腐敗更加嚴重。嘉慶企圖通過誅和坤這樣的大手術來根治吏治腐敗、重振朝綱，由於各種原因，嘉慶的整飭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道光對吏治腐敗問題，也曾力圖整飭，但最後總是屈服於腐朽勢力的壓迫而退避三舍。致使曆道光朝，官吏貪污婪索之風不僅沒有受到遏制，反而愈刮愈盛。

至於軍備問題，從乾隆中期開始，清朝武備廢弛的問題已經很嚴重，經嘉慶朝的有限整頓也未見成效。道光在振興國家武備方面，雖然也採取了諸如清除冒濫、裁汰老，額設民壯充補訓練等除舊佈新的措施。然而國家武備廢弛狀況毫無改觀。武備廢弛嚴重影響了國家抵禦外侮的能力。鴉片戰爭中，中國的慘敗，是對道光朝武備不修的懲罰。清朝曾以雄厚的武力，依靠八旗的驍勇善戰入關統一中國。清軍入關後，優越的寄生生活腐蝕了八旗官兵，綠營遂成為國家武備的重要力量。然而承平日久，綠營亦漸趨腐化。原始的弓箭藤牌也早已落後於時代。清朝文恬武嬉、裝備落後的狀況，早為識者所憂。道光在整治武備方面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亦缺乏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導致國防力量的衰弱日甚一日。

另外，就社會經濟而言，乾隆中期以後，社會經濟凋敝，和土地的高度集中、封建剝削的苛重緊緊聯繫在一起。道光對此卻熟視無睹，聽任其惡性發展。貴族、官僚、地主對土地的兼併由此而更加瘋狂。大量的土地愈來愈嚴重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大學士琦善佔有土地2 561 200餘畝。江蘇吳江縣的沈懋德佔有良田萬畝。湖北武陵縣的丁炳鯤佔有良田4 000餘畝。直隸靜海婁步瀛佔有良田亦4000餘畝。貴族、官僚、地主佔有大片良田之後，對農民實行殘酷的剝削，農民在饑餓死亡線上掙扎，既沒有進一步發展生產的能力，也沒有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從而造成社會生產力的停滯不前。社會經濟衰敝，國家財政困匱，道光一切革新朝政的嘗試，全部成為無林之木，無源之水，國家的振興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按傳統的封建道德標準來衡量，嘉道二帝他們都不屬於貪暴、荒淫之君，這是確定無疑的。他們勤政、節儉、不尚浮華，他們企圖除舊佈新，作個有為之君。然而，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和激變的世界大勢，使他們扮演了那個時代的悲劇角色，想有所作為而不能為，力圖除弊起衰而國勢更衰。歷史的發展規律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在嘉、道二帝扮演著歷史舞臺上的悲劇角色時，中國歷史又翻開了沉重的一頁。  

冉肖良

其實最令人納悶的，倒不是清朝怎樣失敗，而是到了後來的國民黨、共產黨，情況還是沒變！

白鈺倪

民族節節後退才是真正的可悲

Yongzheng

中國人都只會節節後退=.=

陳闊川

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不用太多外來元素就可以自給自足的世界

如果西方人不來

其實沒什麼大問題

就算是西方人來了

清朝在很長時間之內,還是有能力平定自己國家的內亂呢

陳闊川

冉肖良 發表於 2012-7-8 23:53
其實最令人納悶的，倒不是清朝怎樣失敗，而是到了後來的國民黨、共產黨，情況還是沒變！ ...

反正也是爭天下的模式

前幾天亞洲周刊的一回

說楊虎城的後人希望為楊虎城平反

我想了半天都不是太了解兩件事

楊虎城本身的罪名是什麼?

他是死於什麼罪名?

張學良又是什麼罪外被幽禁?

其實我們一直都很少去留意這問題

本質就是我們把蔣介石時代也看成帝皇本紀

什麼人不忠反主就應該被死刑和幽禁XD

陳闊川

白鈺倪 發表於 2013-1-1 11:40
民族節節後退才是真正的可悲

我是這樣看

那是起步慢了....

要說倒退?

歷史還是前進的

只是行得比較慢吧....

那個帝國主義時代

沒亡國已經不錯

像印度都沒了自己幾百多年:P

陳闊川

Yongzheng 發表於 2013-11-3 09:46
中國人都只會節節後退=.=

其實國民黨和共產黨已經算好了

國民黨慘勝過日本一次

共產黨也迫和美國

豪格

陳闊川 發表於 2013-11-5 01:34
其實國民黨和共產黨已經算好了

國民黨慘勝過日本一次

正確來說，應該是共產黨一勝一和美，還有越戰啊！

陳闊川

交魯統毅 發表於 2013-11-5 20:18
正確來說，應該是共產黨一勝一和美，還有越戰啊！

越戰還是越南為主
沒太多意見
不多是中共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