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爭論

乂速龍乂

揭穿「康乾盛世」的假面孔

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所謂的「康乾盛世」都遠遜明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所謂的「康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止於嘉慶元年（1796年）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持續時間長達115年。很多的歷史學家們將「康乾盛世」稱為輝煌，是因為他們覺得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中國歷史的奇跡。他們認為國家統一的最終完成，社會經濟的高度繁榮，學術文化的集大成趨勢是「康乾盛世」最顯著的歷史特徵。

　　然而事實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號稱盛世的其他各個時期相比較，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遜前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國家統一的不穩固

　　國家統一，在中國歷史上是至高無上的基本原則。然而與唐、元幾代不同，在清代，統一問題，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和中原地區中央政府的關係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像北方遊牧民族，自準格爾葛爾丹一統漠西，即在中亞一帶建立相對統一的政權組織，與中原地區相抗衡。從康熙到乾隆，數十年不停地屠殺西北各族人民。從而激起了更加激烈的反抗。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屠盡準格爾蒙古人為標誌，才勉強恢復了前幾代的疆域，所謂的「康乾盛世」從此達到了繁榮的頂峰，即所謂「鼎盛」、「全盛」時期。當時的大漢奸王鳴盛在《平定準噶爾賦》中吹捧清廷：「天祚神聖，六合雍和；中外？福，寰宇一家。文軌齊於要荒，聲教訖於幽遐」，即是對這種表面繁榮景象的歌頌。然而為了這所謂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卻付出了極高的代價，甚至弄到康熙駕崩時整個國庫只剩下50萬兩白銀的尷尬境地。這就是康熙時代龐大而又低效的軍隊和頻繁的愚蠢的戰爭帶來的後果。而號稱「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後期更是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財政黑洞。

　　康乾時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據說是因為這個時期的人口創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奇跡：然而事實上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在盛世時期，中國人口從1億增至3億）這就給後來的工業化埋下了禍根，使得中國後來的工業化時期人口失去了增長的空間，從而嚴重制約了工業化進程。（傳統的早期工業化必然導致人口增加。）

　　文化氛圍

　　學術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時期中國文化的顯著趨勢。學術在任何時候都是客觀社會生活在精神領域的集中體現。與表面「繁榮」的社會形勢不同的是，康乾時期的學術文化表現出與盛世不協調的凋敝氣象。明末發達的哲學一夜之間似乎消失了，傳統儒學的人文關懷也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以考經證史為重要特色的考據學興起，推動著學術向著無聊的方向發展。考據學對清代學術的敗壞，不但表現為它徹底斷送了古代哲學的發展，也表現為它促使知識界徹底地進入了「考古期」。滿清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製造了幾百起的文字獄，（連「清風明月」四字都可以導致文字獄，想像力倒是很豐富）還將百萬以上的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的滿洲。康乾對文人的極端摧殘焉能不導致文化的凋敝？於是乎八股與考據得以茁壯成長。

　　悲劇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機

　　所謂康乾盛世其實是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時代。這種悲劇色彩從兩個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從18世紀末年以後，社會危機不斷爆發，昔日表面上繁榮一時的滿清社會很快陷入蕭條冷落的「中衰」之中：民眾反抗不斷，自然災害頻仍，官僚腐敗盛行，政府府庫空虛，財政困難，「國與民皆患貧，奸偽日滋，禍亂相繼，士習益漓，民心益競，其由來也甚漸，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隨之成為泡影；二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繁榮表象中，中國落後於西文世界發展水平成為定局，控落後挨打的悲慘命運實際上是在康乾盛世時期最終鑄定的。導致滿清盛衰之變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滿清統治者未能，也不可能處理好關係到清代社會發展前途與命運的三個關鍵問題：一是政治腐敗，二是制度落後，三是對外關係。

　　腐敗愈演愈烈

　　政風好壞，從來都關係到朝代興亡，盛衰隆替。滿清統治者對政風一直不大重視，很少真心想法保持官僚隊伍的廉潔與勤政。康熙時代企圖通過皇帝親作表率，宣傳理學說教提高政治隊伍的道德素質。雍正則以務虛的態度，一方面妄圖通過養廉銀減輕腐敗，另一方面採取嚴刑酷法，懲治貪官污吏。這些措施在當時都收到了極差的效果。康熙時代，宰相明珠，索額圖所貪污錢財遠超號稱明朝最大貪官的宰相嚴嵩數十倍，而康熙卻幾十年來對他們的行為視而不見。雍正時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壓下，由貪污導致的考場舞弊事件依然層出不窮。到乾隆中葉以後，局勢更加混亂，官僚隊伍的腐敗一發不可收拾，「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不但中下級官員紛紛貪污受賄，而且像大學士和申這樣位至「宰輔」，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級官僚，也營私舞弊，貪贓枉法，且貪污之巨大可謂空前絕後。儘管乾隆有時也厲行懲處，誅殺不少貪官（其中包括不少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僚），但收效甚微，「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為自全之計「。乾隆時期政治腐敗愈演愈烈，除了專制獨裁政體自身的局限外，還和皇帝本人縱情享樂，以及朝廷不能根據形勢需要及時調整政府與官僚利益分配關係有關。此外，清廷懲貪寬嚴脫節，司法部門不能秉公執法也大大加重了腐敗的程度。

　　腐敗必然導致滅亡。在中國歷史上，引發盛衰之變，導致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腐敗，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異己的煽動和策劃，或嚴重的自然災害。原因很簡單，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樂業，那麼少數人的煽動不可能使他們輕率地拋棄家產，鋌而走險；如果統治者仍具有清醒的頭腦，官僚隊伍仍保持著嚴密的組織性和行政效力，那麼，它更不會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消極救災，以致自然災害「趨飢民為盜賊」。因而，繁榮能維持多久，統治能否長期保持穩定，關鍵取決於政權自身的狀況。

　　落後的制度

　　合理的上層建築是社會協調發展的保障。而滿清入主中原實際上是一種制度上的倒退。農奴制的殘餘隨處可見，「圈地運動」更是嚴重破壞了生產力。軍機處的設立使得帝王獨裁統治更具操作性，嚴重地加強了君權。民族歧視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無德無能得滿蒙官僚長期竊居高位。「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牢牢地將農民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無疑等於扼殺了任何工業革命的苗頭。科舉本來是文明的一大產物，可是到了康乾時代，科舉卻只剩下八股文這麼一個空殼。（雖然八股文並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時代變得空洞化卻是無疑的。）不合理的科舉制度導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體系。滿清的軍制更是可憐，雖然吃過高科技武器的大虧，（太祖皇帝死於大明的紅夷大炮）卻還是不開竅，盲目堅持「騎射為本」。拋棄火器而抱著冷兵器不放，以至於200年後火器水平還趕不上200年前的明軍。（太平軍破武昌後挖出 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軍大敗。）由此可見，所謂的康乾盛世，其實頂多不過封建社會的最後一次迴光返照。

　　拒絕開放閉關自守

　　康乾時期中國社會所處國際環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在西方世界，產業革命爆發，啟蒙運動風行，資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歐洲列強憑借自己強大的綜合力量，力圖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國際地位正日漸衰落。

　　儘管康熙曾經以濃厚的興趣積極向傳教士學習天文、數學、醫學等方面的知識，乾隆及其皇子也對外國的科學發明產生過相當的興趣，對西洋的軍艦尤其印象深刻，而清遷「欽天監用西洋人，累進為監正、監副，相繼不絕」，但是，面對西方列強侵略的嚴重危險，沙俄對中國領土的侵略，對分裂勢力的支持，滿清統治者卻不知道採取措施加強對陸疆的防御。而對海上殖民勢力的威脅，滿清也缺乏準備。面對海上殖民勢力的不斷進逼，乾隆卻不知道好好整軍備戰，而忙於修圓明園，安於享樂。

　　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滿清統治者的處理是十分簡單而又愚蠢的，那就是盡量減少和西方的往來，康熙曾說：「通海口子甚多，此時無礙，若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害矣」。於是在厲禁天主教傳播以後，又實行嚴格的限關政策，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利之所在，瑕舋易滋」，於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計將洋船限制在廣州。隨之而來，中西交流減少了，大清帝國雖然憑借其統一的雄姿，表面繁榮的形勢，遼闊的領土，眾多的人口，在短期內保持住了作為東方大國的虛假形象，但她和發達國家的距離已經越拉越大。雖說中國的落後不始於滿清，但說滿清統治者所推行的閉關政策加快了落後進程，加深了落後程度無論如何是不過分的。故當1793 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時，他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滿清的衰落，將之視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果然，「康乾盛世」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隨之陷於喪權辱國的苦難深淵。

　　「康乾盛世」的結束，在事實上告訴人們：封閉的傳統、文化形態、經濟模式雖然可以造就出表面繁榮的景象，但卻無法克服自身固有的歷史局限，無法擺脫盛衰之變的惡性循環，更無法應付充滿競爭的世界一體化浪潮。中華民族要走向復興，必須在批判封建傳統的基礎上，尋求新的發展道路。

乂速龍乂

近年來，清史學界頗為關注康乾盛世（即康雍乾盛世）問題研究。圍繞著能否稱康乾盛世，如何看待康乾之世的歷史地位、潛在危機以及乾嘉之際的盛衰之變等問題，學術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清史學界關於康乾盛世（即康雍乾盛世）問題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四個焦點問題展開：


　　焦點之一：康乾盛世是否存在？

　　對這一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堅決否認清朝曾經出現過康乾盛世，認為「清朝統治的建立，是以全國生產力大幅度破壞為代價的」。穩定後出現的所謂「盛世」，其實是時人和後人「吹捧」出來的。既然「盛世」不存在，康乾盛世研究也就成為一個偽命題。另一種觀點則充分肯定盛世的存在，認為將康乾時期清朝出現的繁榮景象稱為「盛世」，是歷史當事者對當時國內形勢的普遍認可，即所謂「正值太平盛世」，「轢古凌今，遘史冊罕逢之盛世」。前一種觀點，將這一被時人廣泛認同的提法視為「吹捧」，顯然有失偏頗。國家統一的完成，是康乾盛世最顯著的特徵，也是清朝對中國歷史做出的最大貢獻。此外，經濟發展、文化繁榮也是那一時期的顯著特點。還有學者強調：康乾盛世的出現，「無論在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勢。它是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在18世紀創造的一個偉大奇跡」。當然，肯定康乾盛世時期存在的學者們對盛世的起始時間和分期的看法也不盡相同。但一般認為，康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止於嘉慶元年（1796年），盛世持續時間長達115年。康乾盛世的頂峰是乾隆時期清朝統一新疆（1759 年）之後的20餘年。

　　焦點之二：如何認識康乾時期中國社會的發展？

　　一些學者認為康乾時期中國社會幾乎陷於停滯狀態。其實，這種觀點並不是他們的發明。18世紀亞當．斯密就認為中國社會似乎「停滯於靜止狀態」了。德國哲學家赫爾德在1787年出版的《關於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中，也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狀態持同樣的看法，認為這個帝國的「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國內學者很少再用「停滯」、「超穩定」等術語談論清代中國，但仍有一些學者認為康乾時期的中國如龍鐘老人，「步履蹣跚，緩慢遲滯」。近年來逐漸走向深入的中國早期近代化研究，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早期近代化研究者認為：康乾盛世實際上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它標誌著中國傳統社會達到了繁榮昌盛的頂峰；另一方面，它將明朝中後期以來中國社會從傳統向近代的轉型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們認為，這種轉變至少可以從四個方面得到充分說明：一是商品經濟和市場體系的發展、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經濟和社會的面貌，市民階層逐漸成為具有重要影響的社會因素；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獲得明顯的進步和擴張，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企業成為中國早期工業化的重要推動力量；三是普通百姓的人身自由獲得明顯擴大，政府對基層社會控制的削弱、法制的加強與國家統一的逐漸完成是康乾時期同時存在的政治趨勢；四、在觀念文化領域，一個新的傳統正在形成並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這就是人文主義傳統。人文主義傳統不但深刻地影響到了當時的知識界，而且影響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促進了社會生活的變遷。

　　中國早期近代化的研究者認為：學術界不能、也不應該忽視康乾盛世時期中國社會轉型的重大意義。他們以下面兩個事實說明這一問題：一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最迅速的地區，工業化、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區和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早期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基本上是重合的。晚清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大多在清前期已經得到了充分發展。而不少在清前期已經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在晚清繼續得到發展，成為中國社會邁向近代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晚清近代化的倡導者所提出的許多社會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清前期，特別是康乾時期啟蒙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近代民主、自由思想和清前期以反對禮教束縛，反對君主專制為基本特徵的反正統思潮，具有某種先後相承的關係。總之，有充分的理由說：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社會出現的持續數百年的、在康乾時期達到高峰的早期近代化，為鴉片戰爭後中國近代化的正式啟動與發展做了必不可少的前期準備。

　　焦點之三：怎樣看待乾嘉之際的盛衰之變？

　　學者們認為，乾嘉之際清朝的盛衰之變，不但對19、20世紀的中國歷史具有深遠的影響，而且在中國傳統社會的興衰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它徹底終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繁榮，使康乾之世成為中國傳統社會最後一個輝煌時代。對康乾盛世衰落的原因，史學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對清朝統治者在治國思想上的不思進取、傳統社會發展潛力的耗竭、社會轉型時期不安定因素的增加以及統治者對策的失誤，等等，學者們都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清朝盛衰之變最直接的原因是日益嚴重的政治腐敗。政治腐敗的直接後果主要有兩個：一是社會矛盾激化，「官逼民反」，所謂「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講的就是此意；二是政府統治能力下降。在任何時候，人們都不能指望一個萎靡、腐敗的官僚隊伍能實現對國家的有效治理。腐敗，必然破壞行政機制的正常運轉，降低朝廷鎮壓能力，這在客觀上又為民眾反抗創造了有利的政治條件。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乾嘉之際的盛衰之變，其實只是清朝統治的盛衰之變，清朝的社會經濟在不少地區仍在持續發展，清朝政權仍具有較強的活力，並且獲得不少地區和不少民眾的支持。如果史學界過分誇大盛衰之變的劇烈程度，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此後清朝政權在內憂外患中仍能支撐一百餘年。另外，在嘉道「中衰」時期，中國社會的早期近代化進程，並未因統治危機的出現而陷於停滯。

　　焦點之四：如何評價乾隆時期開始的閉關政策？

　　和以前各代相比，清代中國面臨著一個全新的挑戰，這就是西方殖民勢力大舉東來。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認識康乾時期清朝的對外政策非常自然地成為康乾盛世研究中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以後，不少學者強調清朝統治者推行的閉關政策使18世紀的中國嚴重落後於世界，喪失了「走向世界」的機會。特別是1793年英使節馬戛爾尼來華，更被一些學者視為中國「借鑒和學習外部世界」的大好時機。有的學者強調：「如果乾隆帝及其臣屬能對馬戛爾尼傳遞過來的信息做出敏銳的反應，中國完全可能也有條件在世界早期現代化的潮流中獲得主動進取發展的機會。」乾隆時期中英談判的破裂，使「中國又一次失去了歷史進取的機遇，而一個國際競爭時代迫在眉睫地來臨。」然而，上述觀點近年來也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質疑者主要有三個理由：首先，中國和歐洲社會從一開始就具有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中國在科學技術、人文思想等方面落後於歐洲，至晚從14世紀就開始了。康乾時期中國的落後，是長期歷史演變的結果，歷史的責任從來都不可能，也不應該僅僅由一代人來承擔。說閉關政策加劇了中國落後的程度是正確的，但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的落後完全歸罪於閉關政策；其次，要辯證地分析清政府的對外政策。清代的中國和以前各代不一樣，它處於十分險惡的國際環境中。閉關政策實際上是落後的清朝統治者在國力相對衰弱的情況下，推行的一種帶有防御性質的對外政策。作為研究者，我們決不能脫離歷史實際，苛求清朝統治者妥善地處理維護國家獨立與實行對外開放的關係。事實上，如果一定要在安全與發展二者之間做出選擇，人們首先選擇的一定是安全，這是人類的本性。儘管這樣的安全未必可靠，也未必能夠長期維持；第三，馬戛爾尼使團來華，帶來的決不是發展的機會，而是西方資本主義向中國擴張的野心。即使乾隆時期中英談判取得一定成功，研究者也不宜對清朝的前景過分樂觀。西方殖民者既不會將發展的機會留給清朝，也不會容忍清朝獲得發展的機會，腐敗的清朝統治者也無力肩負起推動中國走向開放與發展的歷史使命。這一點，在鴉片戰爭以後的歷史中已經得到充分說明。總之，他們認為，清朝的對外政策，確實是落後的，在實踐中產生了嚴重危害。但這一現象絕非不可理解，它具有歷史的必然性，是長期處於相對封閉狀態中的中國在遇到以資本主義為主導的世界一體化潮流面前，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因此，研究者站在今天的角度，簡單地苛求古人，片面地誇大閉關政策的危害，輕率地否認閉關政策，都不是科學的做法。

　　總的說來，近幾年學術界尤其是清史學界對康乾盛世問題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其中亦有很多問題，尚待研究。

乂速龍乂

「盛世」是中國人不解的情結，熒屏上，清宮戲變態百出，小說家言中的康乾盛世，被演繹得眼花繚亂，在史家眼中又是如何？馬年新春，著名清史學家戴逸先生在國家圖書館為部級領導幹部做了「論康雍乾盛世」的講座。該講座是「部級領導幹部歷史文化系列講座」之一。不少部級幹部聽過講座之後，紛紛認為收獲頗豐。本報記者就此對戴逸先生進行了專訪。戴先生縱論古今中外，深入淺出地論述了康雍乾盛世的輝煌成就、潛在危機及其對今日中國的借鑒意義。

　　戴逸1926年出生，江蘇常熟人。是享譽海內外的歷史學家，尤以熟諳清史著稱於世。當今貫通清前期史和近代史而兼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博士生導師二任於一身者，僅戴逸一人。

　　數十年來，戴逸在歷史學領域勤奮耕耘，成果豐碩，共撰寫或主編書籍30餘種，發表文章400餘篇。主要有：《中國近代史稿》、《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明清史》、《清代人物傳稿》（下）15卷、《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上）、《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清史》、《乾隆帝及其時代》、《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清通鑒》。其中《簡明清史》是我國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南，全面、系統地闡釋鴉片戰爭以前清代歷史的專著；《18 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的面世，被世界18世紀研究會會長施洛巴赫稱為「是一件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事」，《清通鑒》則被著名學者任繼愈譽為「傳世之作」。

記者（以下簡稱記）：常常聽人們說起盛世，一個社會發展到何種程度才可以被稱為盛世呢？戴先生，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您能談談盛世的內涵嗎？中國歷史上又有哪些盛世？

戴逸（以下簡稱戴）：盛世是我國社會發展中的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是國家從大亂走向大治，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繁榮而穩定的一個時期。盛世應該具備的條件是，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國力強大、文化昌盛等等。

就此而言，我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有三個。第一個是西漢「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昭帝、宣帝統治的時期，大約在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48年之間，約130 年；第二個為唐太宗「貞觀之治」到唐玄宗開元年間，約為120多年；第三個盛世就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從康熙元年到乾隆六十年，長達134年。這都是能稱得上盛世的，也是史學界一般都承認的。不過，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這與傳統觀點不一樣。

記：清朝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繁榮的盛世，整個盛世階段的前後有什麼標誌性事件？

戴：一般講康雍乾盛世歷時134年，實際上前二十多年和後十來年不完全是盛世。康熙即位時還是個8歲的孩童，面臨的問題很多，他自己還不具備決斷國家大事的能力。直到康熙二十年（1682年），康熙完成鏟除鰲拜集團、平定三藩的大事，真正的盛世應該是從這時開始算起。乾隆平準葛爾前後，清朝勢力最大。到乾隆四、五十年以後，也就不行了，政治逐漸停滯，盛世開始衰退。但是當時國力仍然強大，餘威還在。因此，康雍乾盛世很難說有個具體的時間。其他盛世也是這樣的。

記：那麼，是什麼因素促成了康雍乾盛世呢？

戴：這主要是三個因素。首先，政治局面安定。在康雍乾時期，自從三藩平定之後，中原地區就沒有戰爭，國內也沒有長期的、大的戰爭。沒有戰爭，社會上就沒有大規模的破壞。因此社會安定，經濟得以飛速發展。其次，就外部條件來說，當時中國產品豐富，在與外國進行產品交換時往往是出超。西方國家的物品不足，只能是拿銀子來換中國的產品，這樣大量的白銀就流入中國。據《白銀資本》一書中說，十六世紀以後的二百多年中，全世界的白銀總產量為12萬噸，其中6萬噸約一半流入了中國。這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非常大的刺激作用。再次，高產作物的大面積種植。美洲的玉米、花生、白薯等早在明朝時期就已經傳入中國，但是那時還沒有廣泛種植。清朝大批推廣高產作物，糧食的產量迅猛增長。

記：康雍乾盛世取得的重大成就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戴：康雍乾盛世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成就。這裡我著重談談它在經濟、政治方面的成就。

在經濟方面，這個時期生產力高度發展。封建社會裡工業薄弱，生產力發展的高度，主要是以農業來計算的。衡量一個國家經濟是否繁榮的標準是農業上能生產多少糧食。從農業生產來看，中國在康雍乾時期已經是一個非常興旺發達的國家。這一時期，我國人口已經達到三億。道光年間發展為四億，這以後人口沒有大幅度地增長。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們還一直說四萬萬同胞。養活三億人口就相應地要有那麼多糧食。能夠生產養活三億多人口的國家，它的經濟力量也是非常大的。《漢書．食貨志》記載，西漢盛世時期的人口，最多時不過五千萬。唐朝開元盛世也只有八千萬左右的人口。這樣，康雍乾盛世的經濟力量就遠遠超過了漢、唐的盛世，而且兩者的差距還很大。不僅在通過對中國歷史的縱向比較能夠看出康雍乾盛世的經濟成就，而且與當時世界其他各個國家橫向比較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當時全世界人口約為九億，除了中國有三億人口之外，其餘六億人口散布在幾十個國家裡。英國、法國都只有一、兩千萬人，整個歐洲人口加在一起沒有中國人口多。印度稍微多一些，但是也只有一億四千萬多人口。中國養活了佔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所以在世界上，中國的生產力也是很高的。就工業生產來講，美國學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指出，十八世紀中國的工業產量，佔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歐洲也才百分之二十三。乾隆時候，中國手工業生產水平也是最高的。總之，不論從縱向還是從橫向來看，康雍乾盛世都是一個非常繁榮發展的時代，經濟發達，人民生活比較富裕。

除了經濟方面的成就非常了不起之外，康雍乾盛世還有一個極為突出的成就，即統一全國。清軍入關到康熙前期，中國還是四分五裂的。長江以北是清政府統治著，長江以南最初是南明政權，後來又有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人的三藩之亂。他們幾乎佔領了半個中國，長江以北打到了甘肅、四川。台灣是鄭成功的後人統治著。北中國有強大的蒙古，其中又分為漠北蒙古、漠南蒙古、西蒙古。西蒙古勢力最大，以伊犁為根據地，佔有蒙古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北部新疆。南部新疆的唯吾爾族也在它的控制之下。準噶兒噶爾丹的勢力十分強盛，一直威脅著國家統一。西藏和準噶爾關係也很密切。因為宗教的關係，準噶爾幾十萬人全民皆兵。俄國佔領黑龍江，建立了許多據點。清朝相繼制服各種勢力，控制了邊疆地區。其中平準噶爾，是清朝康熙到乾隆的重要軍事鬥爭。從噶爾丹到策妄、阿睦爾撒納等準噶爾的幾代領頭人，都搞分裂。乾隆年間收復準噶爾，才統一全國。這一系列事情都發生在康雍乾時期。康熙、雍正、乾隆等為了統一中國，在青海、西藏、新疆、蒙古進行七八十年的鬥爭，最終使中國保持統一，才形成56個民族的大家庭。如果沒有康雍乾盛世期間的統一大業，中國就沒有現在的版圖，更就談不上現在的統一；

而且那時候不統一，中國將是一盤散沙，在近現代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後勢必分崩離析。後來列強入侵，中國各族人民都起來反抗侵略，西藏反對英國，東北反對日本，雲南、廣西反對法國。應該說是康雍乾盛世奠定了這一根基。其統一功績非常偉大，對中華民族做出了重大貢獻。這在當時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記：剛才您多次提到，康雍乾盛世遠超漢唐，是中國歷史上發展最興旺繁榮的盛世。能不能請您詳細談談康雍乾盛世超越漢、唐盛世之處？

戴：與漢、唐盛世相比較，康雍乾盛世有著自身特點。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清朝盛世比漢、唐要興盛，發展的程度更高。前面已經說過，漢朝盛世只有五千萬人口；唐朝盛世時期，根據有的專家估算，在唐玄宗天寶年間是人口的高峰，達到八千萬。康雍乾盛世則有三億人口。這說明康雍乾盛世的經濟發展尤其農業發展遠非漢、唐盛世所能比擬。此外，原來的遊牧地區在清朝變成半農牧地區，這是漢、唐沒有的。在制度上，康雍乾盛世的制度創新意義重大。政治制度的改革作用明顯。這是封建專制發展得最完善的時期。雍正年間軍機處的設立，加強了中央集權。母後、外戚、宦官、藩鎮的專權在清朝康雍乾時期都沒有。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清朝才是真正地鞏固了疆域。清朝在中央設立理藩院管理民族事務，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的行政機構又不一樣，實行的是一國多制。比如在西藏設駐藏大臣，在新疆、東北設將軍制，在西南地區改土司制為流官制，在蒙古設盟旗制，在維吾爾族地區設伯克制。這都是因地制宜，不把內地的一套全部用到少數民族地區。它們的形式與內容都不一樣，但目的都是集中權力，使得中央政府便於管理。漢、唐在西域設置是軍事機構都護府，而不是類似清朝的行政機構。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康雍乾盛世裡，原來的陰暗東西也越來越重。統一之後，經濟發展極其不平衡，有的地區先進，有的地區非常落後；落後地區多，先進地方少。先進地區難以把落後地區帶動。這對中國的發展而言就是非常大的負擔。經濟發展不平衡，利益不同，思想觀念更不同。這就需要強大的中央集權統一管理。而加強中央權力，實際上就加強了皇帝的個人的權力，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在對外貿易上採取閉關政策，也是害怕老百姓和外國人接觸而導致思想領域裡對政治統治基礎的衝擊。這些都是統一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在當時加強中央集權又是唯一的辦法。這與美國、俄國，與歐洲的那些小國家都很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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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的沉淪──戴逸談康雍乾歷史（下）
記：這就是說，在康雍乾盛世的繁榮背後也隱藏著一些危機，它們對封建社會的長遠發展非常不利？

戴：是的。康雍乾盛世雖然成就卓著，但是其中也潛伏著對中國發展很不利的因素。可以說，盛世的陰影很多，主要是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閉關鎖國。這是明朝開始發展起來的，到了清朝更為嚴重。清朝政府，自認為是天朝大國，別的都是一些蠻夷小邦，不與外國有經濟、貿易的往來。這一方面對經濟損害很大，貿易可以促進經濟前進，限制貿易，無疑也就阻礙了經濟的前進；另一方面對中國人民的思想也是束縛，看不到外面的情況，視野受到限制。由此，眼光就狹隘，看不到世界之大、事物的復雜性以及歷史發展的迅速。比如，清朝政府有嚴格規定，嚴禁隨意出海；如果出海，船只大小有限制，鐵器不能帶，糧食不能帶多；到了國外限定必須兩年回來，否則回國之後將被沒收財產、充軍戍邊。

乾隆時期，英國國王派馬戛爾尼出使中國，希望與中國通商。雖然其中有侵略性的要求，但是也有合理的要求。如果我國與之談判，對不合理的要求予以拒絕，對於合理要求予以考慮，用和平的方式與之交往、接觸，就能對英國、世界的情況有所了解，起碼能逐漸改變天朝大國的變態心理。這對於當時人們了解世界，對於中國以後追趕世界就會產生非常積極的意義。乾隆皇帝看不到這一點，僅僅因為對方不給自己磕頭這一禮節問題而把人趕走，就把談判的大門關上了，也使中國失去了了解世界的一次大好機遇，非常可惜。等到列強打到家裡來之後，再開始去了解世界為時已晚。從乾隆年間到鴉片戰爭僅僅相隔五十年，中國與世界的力量對比完全改變。甲午戰爭前夕，中國工業生產總值佔世界的百分之六，而全歐洲佔百分之六十二，中國一下子遠遠地被落到後面去了。

二是重農輕商。康雍乾時期，政府認為工商生產不是社會的根本。政府控制工商業，能夠掙錢的行業都被控制，重要的有利可圖的都被政府控制，不讓大家經營，更談不上競爭。如對外貿易、鹽業等，都只有經過政府批準的商人才可以經營。商人掙的錢大多要上交給政府。在思想觀念上，鄙視商人。在當時社會地位的高下依次是士、農、工、商，士的社會地位最高，商人的地位最低。這與外國鼓勵航海、鼓勵工商不同。在西方國家，工商業者可以形成獨立的力量。中國的工商業者則始終要依附於清朝政府。這對中國進入近代社會起著消極的作用。康雍乾盛世，中國國力世界第一，但這只是生產總量第一，而非人均。從人均來講，英國、法國已經走在前面。他們是全面發展，與中國不同。

三是禁錮思想。中國自從漢代武帝以來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準許其他家的存在。宋朝以後進而發展成理學，其中有許多落後的東西。思想中生動活潑的東西被扼殺。有清一代，思想的禁錮前所未有。統治階級大興文字獄。議論時政、撰寫史書，往往帶來殺身之禍。於是，人們噤若寒蟬，思想上難以解放，更談不上活躍。偶爾有學者或者思想家表達自己的觀點，也是曲折隱晦地表達，如《紅樓夢》。這對思想的發展極為不利。相反，這一時期，法國百科全書派正在興起，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啟蒙思想家對法國乃至歐洲人民的思想進步都有極大貢獻。思想發展趨勢上的不同，使得以後社會的發展狀況有了根本區別。

四是輕視科學。中國古代科學曾經非常發達，但是後來逐漸萎縮。科舉考試考的只是四書五經。自然科學被排斥在科舉之外，被認為是奇技淫巧，不能登大雅之堂。古代數學書已經失傳，在乾隆編輯《四庫全書》的時候才發現。而十七、十八世紀，西方的自然科學迅速發展起來，湧現出伽利略、牛頓等一大批傑出科學家，為西方社會的近代工業革命提供了知識源泉。

一言以蔽之，康雍乾社會並非全面發展，只是某些方面強大。一個社會的健康運行需要各個部門、領域相互配合協調發展，農業、工業、商業、科技、思想等諸方面，齊頭並進，相互推動，相互促進。否則，一個領域上不去，就一定會影響別的領域也上不去。這是康雍乾盛世潛伏的根本危機所在。

記：從康雍乾盛世的那段歷史中，我們可以汲取什麼經驗教訓？

戴：歷史地看，既有三個盛世都是每一千年有一個盛世。其間時間間隔或長或短。今天我們有可能迎來一個新的盛世。那麼，看看前幾個盛世尤其是距離我們最近的康雍乾盛世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會形成，盛世中有什麼陰影，又是因為什麼而發生衰退？這都值得我們認真地思索。

康雍乾盛世在發展經濟文化、鞏固國家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等方面有重大功績，其政策措施，多可借鑒。應該說，康雍乾盛世仍然是一種人治，正好碰上了幾個英明有為的皇帝。因此取決於皇帝的人的因素較多，取決於制度的因素比較少。不過實際上這個時期制度、政策的原因很重要。比如農業、民族、軍事等方面的政策都是非常成功的。還要看到盛世中間有消極的因素。實行閉關鎖國，拒絕進行改革的失誤和教訓，實足發人深省。「殷鑒不遠，在夏後氏之世」。我們現在也講開放，但是現在的世界形勢已與當年大不一樣。我國已經加入 WTO，世界經濟逐漸實現一體化。那麼，這個問題怎麼應對？我們的開放程度夠不夠？思想、政治上是不是應該有個更為寬鬆的環境？中央集權與民眾參與怎樣才能達到一種平衡？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層面上，這些對於我們現在進行現代化建設都非常值得借鑒。

因此，我們要高屋建瓴，不能只看到眼前的東西。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提倡修撰清史。這不但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而且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清朝離我們時間最近，對現實生活影響最大，和當前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個方面息息相關。要了解和掌握中國的國情，根據中國的國情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非對清代歷史進行深入研究不可。

傳統觀點認為漢、唐是真正的盛世，無論國力還是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達到極盛，而清朝已經開始衰落，不如漢唐。我則以為，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

康雍乾盛世雖然成就卓著，但是其中也潛伏著對中國發展很不利的因素。可以說，盛世的陰影很多，主要有四個方面。

歷史地看，既有三個盛世都是每一千年有一個盛世。其間時間間隔或長或短。今天我們有可能迎來一個新的盛世。那麼，看看前幾個盛世尤其是距離我們最近的康雍乾盛世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會形成，盛世中有什麼陰影，又是因為什麼而發生衰退？這都值得我們認真地思索。

乂速龍乂

正確看待康乾之世──與戴逸先生商榷

　　我們不能將中國落後的責任統統都歸納於康雍乾三帝，還要從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文化結構中的消極因素等方面去總結。但康雍乾三帝恰恰是徹底剝奪了中國人正確認識自己和正確認識別人的權利，完全堵塞了糾正錯誤的道路，將中國傳統文化中最落後的奴性發展到了極致。


　　周思源：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言文化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紅樓夢魅力探密》《紅樓夢創作方法論》。先後在四十餘種報刊上發表學術性文章一百多篇，主編多部文化類教材。現任紅樓夢學刊編委，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中國魯迅研究會會員。


　　中華讀書報3月20日的「文史天地」版刊登了《盛世的沉淪──戴逸談康雍乾歷史》一文，我對此有些不同看法，特提出與戴逸先生商榷。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確有作為，作出過一些重大貢獻。主要功績是將漢、唐、元以來的中國版圖從此固定了下來，為多民族現代中國的疆域奠定了基礎；以「改土歸流」為代表的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直接管理，大大加強了這些地區人民的國家意識、統一觀念和大民族歸屬感等民族文化心理，促進了多元的中華文化的融合與發展。至於其他幾項，按照比較歷史學的觀念，即不僅與自己的過去進行縱向比，更要將對象置於世界範圍內進行橫向比，還需要透過表象進行實質比，則頗可商榷了。

　　戴逸先生強調，「康雍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程度最高、最興旺繁榮的盛世。」他認為康雍乾時期「生產力高度發展」，理由是當時中國人口已有三億，而西漢盛世時不過五千萬，唐朝開元盛世也只有八千萬左右。「這樣，康雍乾盛世的經濟力量就遠遠超過了漢、唐的盛世，而且兩者的差距還很大，」西漢（前206── 公元23）與唐代（618－907）的下限距康雍乾時期（1662－1796）的上限約為1600年和750年，且不說經過這麼久之後這樣的比較能否說明「遠遠超過」，只要想一想漢朝和唐朝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強大，其世界領先程度遠過於今日美國對於歐洲與日本，想想康雍乾時期清朝的國力與西方不斷發展著的各國相比正在不斷走向衰落，就足以對「盛世」打個問號了。這種人口無限制的增多並非好事，至道光年間人口激增與土地不足的矛盾已極其尖銳，對環境的破壞大大加速。事實上康雍乾時期的經濟發展是明末以來戰亂頻仍之後的一種恢復性發展，而並不是由於新的生產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學技術引超的生產力革命性大提高。因此當這種恢復性潛力發揮完結，中國經濟的落後與停滯就迅速暴露在世人面前。鴉片戰爭距乾隆末年僅45年，「大清國」竟如此不堪一擊，便是明證。

　　戴逸先生說：「統一之後經濟發展極其不平衡……利益不同，思想觀念更不同。這就需要強大的中央集權統一管理，而加強中央權力，實際上就加強了皇帝的個人權力，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經濟發展不平衡即使時至今日也是任何一個大國不可避免的，但將它作為「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合理依據，實難令人信服。「在制度上康雍乾盛世的制度創新意義重大，政治制度的改革作用明顯。這是封建專制發展得最完善的時期。」此說非是。制度是否進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於社會進步與生產力的發展。康雍乾三朝在改土歸流等政治制度上確有一些改革，但是從根本上來說，包括設立軍機處在內的一系列措施都是為了進一步加強本來已經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皇權，使清朝數億臣民俯首帖耳聽命於皇帝一人，使各級臣工絕對服從上司，從而使整個國家機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這種政治制度的嚴重弊病在乾隆後期已經非常明顯，富可敵國的大貪官和王申之所以在乾隆朝得志數十年而無法揭露，就是一個顯例。鴉片戰爭起中國屢戰屢敗，表面原因是西方堅船利炮，實際上清朝這種極端落後的專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甲午戰爭中的北洋水師在艦船本身上毫不亞於日本，卻全軍覆沒，即為鐵證。

　　戴逸先生指出「盛世的陰影」主要是四個方面，且將「閉關鎖國」置於「重農輕商，禁錮思想，輕視科學」之前。我認為其實最主要的就是一個：極度專制徹底扼殺了中國人的思想活力，舉國奴性泛濫，尤其是使得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如果不是殘酷地進行思想迫害，那麼在思想活躍的情況下，閉關鎖國、重農輕商、輕視科學等問題都不難發現、改進從而得以迎刃而解。

　　康雍乾祖孫三個，文字獄一個比一個厲害與殘酷。不但不能在文字中出現「胡、虜」等字眼，即使不避皇帝名諱都是「大逆」之罪。涉及「悖逆」文字時不但作者慘遭殺戮，還要連累刻、印、售、購者連坐，「失察」官員降職甚至處斬。康熙五十年已經「寬文字之禁」，但是仍然將真實記載明太子死於獄中的戴名世「從寬免凌遲，著即處斬」，兩個重要人物已故，開棺戮屍：作序者、出錢刊刻者和看過此書而未首告者統統問罪，牽連族人、門生、朋友及其親屬多達三百餘人，其中有平日與他論文的尚書、御史等京官32人。雍正處死他最倚重的大將軍年羹堯，主要把柄之一也是文字。雍正三年二月天空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年羹堯也和群臣一樣上疏賀此大吉大利之象，疏中用了「夕惕朝乾」四字，語出《周易》，「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年羹堯本系奉承雍正整天都在自強不息、小心謹慎地為國操勞。此語通常作「朝乾夕惕」，是個並列結構，前後互換並不影響原意。漢語中類似詞語頗多，如「柳暗花明」、「三教九流」，不勝枚舉。雍正卻說他有意倒置，心懷叵測。「羹堯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不許之間而未定也。」（《清史稿．本傳》）。於是這位助他奪得帝位的左膀右臂被捕回京，定罪多達九十二款，其中斬罪三十餘。後來年羹堯哀求「留下這犬馬，慢慢的給主子效力。」雍正「恩準」其於獄中自盡，子被斬，其他十五以上子孫發邊充軍。江西舉人王錫侯即因編字典《字貫》被處死，《東華錄》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的上諭道：「竟有一篇，將聖祖（康熙）、世宗（雍正）廟諱及朕御名字樣開列，深湛發指！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結果王錫侯立斬，三個兒子四個孫子皆斬監侯。由於「失察」，江西巡撫海成也斬監候，兩江總督高晉降一級，江西第二、三把手從二品的布政使與正三品的按察使俱降級為正五品的同知。乾隆朝的文字獄多達一百三十餘起，動輒斬首、棄市、凌遲、門誅甚至滅幾族，連已經死了多年的都要開棺戮屍！

　　康雍乾三朝尤其是乾隆朝，不但對清朝統治者有所不滿或對明朝有所懷念的書籍統統禁毀，而且連與程朱理學相抵觸的書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摯的書籍就因為「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尤為罪不容誅。」因此在西方思想不斷翻陳出新、各種學說競相爭鳴之際，中國在明代中後期稍稍活躍起來的思想文化界頓時變得萬馬齊喑，中國本來就一直受到壓抑的創新精神至此徹底被扼殺。中國官場過去就等級森嚴，「下官」、「卑職」之聲不絕於耳。至清代尤甚，自王公大臣起在皇帝面前口口聲聲自稱「奴才」，唯唯諾諾的奴性彌漫於朝野上下。

　　中國落後於西方自然並非自清代始。但是在康雍乾之際，列強還沒有強大到足以用堅船利炮威脅中國。如果不是由於康雍乾三帝的嚴重失誤，憑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與人才資源，完全可以在幾十年內迎頭趕上並迅速超越。比康熙朝晚150年的日本明治維新即為一例。在1662－1796年的康雍乾之世，國外發生了許多改變世界面貌大大推動歷史前進的重大事件和重大發明，為什麼古代有那麼多重大科學技術發明的中國人，有清一代長達268年中在自然科學技術方面不僅幾乎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重要成果，連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熱情都直到19世紀末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時才高漲起來？我們往往只注意到當時科學家在西方大量湧現，其實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環境有利於大量產生思想者。而康雍乾時期的中國則根本不允許人們有一點點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會有思想家，因而也就不會有科學家了。

　　正如有的西方學者指出的那樣，當時的中國屬於表面繁榮而實質停滯，西方則暫時還貧困卻在迅速發展。（參見周寧、樑光玉：《停滯的繁榮與發展的貧困》，中華讀書報2000年4月12日）戴逸先生引用的美國學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關於「十八世紀中國的工業產量，佔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歐洲也才百分之二十三」，並不能證明「從橫向來看，康雍乾盛世都是一個非常繁榮發展的時代」。因為歐洲工業革命帶動的新型工業，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機器大生產的生產方式這兩個根本方面都比康雍乾的清朝先進得多。因此中國由於人口遠多於歐洲而形成的總量上的暫時優勢，不久便盪然無存。

　　正是由於康雍乾三朝的極度專制，使中國在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上徹底失去活力，以至於與世界的差距迅速擴大而且越來越大。中國的儒家思想自孔子、孟子以來雖然有所發展，但從孔、孟思想中最寶貴最核心的成分人文精神來看，實際上一直在不斷失落。漢儒與宋儒、明儒在「仁者，愛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基本精神上不斷倒退。孔子遊說各國時雖未受到重用，但他在精神上並不低下卑瑣，孟子則多次使國君「王顧左右而言它」，令人感到某種比較平等的氣氛。而清代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落後成分惡性發展，尤其是奴性發展到極致，思想窒息，活力盡失。龔自珍「我勸天公重抖擻」，並不僅僅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是希望「天公」改變那種「避席畏談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萬馬齊暗」的可悲局面。康雍乾之世完全沒有漢唐那種昂揚向上、奮發進取、為國建功立業的大漢精神和大唐氣象，沒有班超、李白式的充滿「壯士志」，「為君談笑淨胡沙」的一大批「大丈夫」。杜甫詩以讚揚的語氣寫道：「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裡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那麼李白、杜甫都將滅族，連家中藏有此詩者都可能連坐。整個民族精神被壓抑得萎靡不振，

　　這是中國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慘痛精神浩劫！

　　辛亥革命先驅者已經認識到這一點。鄒容在《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一文中指出，當時的中國人無不「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賴之外無思想，服從之外無性質……伺候之外無精神」。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先驅者著力批判的正是這種誤國誤民的奴性。他在1908年的《破惡聲論》中就指出：「今之所貴所望，在有不和眾囂，獨具我見之士……人各有己，不隨風波，而中國亦以立。」胡適在談到五四精神時說，它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的「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新思潮的意義》）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無例外地證明，社會生產力的任何歷史性的大發展都來源於思想解放。沒有歐洲文藝復興就不會有商業革命、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中國在 20世紀的兩次巨大飛躍都源於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五四運動，導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人立志「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毛澤東），從而建立了新中國。正是「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的昂揚精神，便中國克服重重困難成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第二次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以及鄧小平南巡講話。在注重效果，提倡探索，鼓勵創造的思想理論鼓舞下，中國人民的創造精神得到了空前發揚，從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20世紀中國人的這種精神恰恰是康熙、雍正、乾隆時期完全沒有而且絕對不允許絲毫存在的。

　　在我國漫長的古代史中，清朝是離當今最近的一個王朝，影響最大也最直接，人們相對熟悉和更加感興趣一些。因此正確認識清代，對重大歷史人物作出基本符合歷史真實的評價，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當然，我們不能將中國落後的責任統統都歸納於康雍乾三帝，還要從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文化結構中的消極因素等方面去總結。但康雍乾三帝恰恰是徹底剝奪了中國人正確認識自己和正確認識別人的權利，完全堵塞了糾正錯誤的道路，將中國傳統文化中最落後的奴性發展到了極致。這些年來影視作品中的清官戲層出不窮，花樣翻新，其中相當一部分作品嚴重違背歷史真實，有的已經超越「戲說」而成為「胡說」。這和對康雍乾之世缺乏正確認識，不無關涉。如果說19世紀甚至20世紀前半葉人們津津樂道於「康雍乾盛世」還不難理解的話，那麼時至21世紀文化界還以這樣的歷史觀來演繹歷史，就不能不令人遺憾和擔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