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漂流民在華史

大岐皇帝 · 發表於清·大治元年四月三日（夏）

小序
說原創又不能說原創，說轉帖但自己又改動整輯了一些（草草的）。總之這是一名內地學者孟曉旭的兩篇文章，如今小弟把兩篇文章併為一份，主要是講述日本漂流民來到中國後，對兩國交流所帶來的影響，主要可分為清朝入關之初和乾隆以後兩個時期。雖然在兩個時期，漂流民的影響力有所不同，但還是可以見到清日之間兩者的關係和對對方的看法。
文章可能較為長，還望各位見諒＞＜

序
日本的江戶時代大致對應中國的清代。對日本人來說，江戶時代是一個被嚴格限制對外交往的時代。對日本人來說，江戶時代是一個被嚴格限制對外交往的時代。一方面，除了荷蘭和中國的船隻外，幕府禁止其他國家的船隻開到日本。一方面，除了荷蘭和中國的船隻外，幕府禁止其他國家的船隻開到日本。原因是當時的中國和荷蘭都不信仰基督教，它們前來日本的目的只是貿易，不帶有令日本人畏懼的宗教使命。另一方面，幕府也限制日本人同外國人接觸。另一方面，幕府也限制日本人同外國人接觸。 1633年，德川幕府明文宣佈“除特許船以外，嚴禁其他船隻駛往外國” 。 1633年，德川幕府明文宣佈“除特許船以外，嚴禁其他船隻駛往外國” 。同時還規定“除特許船以外，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國；如有偷渡，應處死罪；偷渡船及其船主一併扣留” 。 1636年的“鎖國令” ，進一步把特許權也取消了： “嚴禁派遣日本船駛往外國，也不得派遣日本人至外國。 ”甚至對已經旅居海外的日本人， “若返抵日本，應即處以死罪”。

但是日本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國，列島周圍氣象變化又十分劇烈： “海風之行，觸礁則摧，入涉則覆。又有黑風、海動之變，遇之則天地晦冥，波濤鼎沸……”再加上日本船隻的構造簡單，於是許多在海上運貨和捕魚的船隻經常遭難漂流海上。這些遭難的船夫或船客在日本史料中被稱作“漂流民”．這些遭難的船夫或船客在日本史料中被稱作“漂流民”．在中國的檔案文獻中被稱作“難番”、“難夷”。在中國的檔案文獻中被稱作“難番”、“難夷”。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漂流中喪失了生命，倖存者有的漂流到了外國，而其中漂流到中國的最多。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漂流中喪失了生命，倖存者有的漂流到了外國，而其中漂流到中國的最多。據佐藤三郎的統計，在江戶時代，有記錄的日本人漂流事件至少有105件，而漂流到中國的就約有87件之多，其餘的則漂到朝鮮、菲律賓、南北美洲等處。

到了外國的日本漂流民，除了極少數人留在外國外，大多數人都被送返回日本，而那些漂到中國之外的特別是漂到東南亞的日本漂流民。往往也是通過來往於長崎的中國貿易船隻送回。這些漂流到海外的日本人顯然觸犯了國內的禁令，按照禁令他們理應不許回國或被判處死刑，但由於他們不是故意觸犯禁令，因此他們回國後，幕府對他們也不能判處死刑。但是，幕府規定先把他們拘留在長崎，對他們的漂流經過和在外國逗留期間的活動進行嚴格審訊，在判明他們沒有皈依基督教之後，才把他們送回家鄉。

鎖國的日本國民對國外的事情非常好奇，日本學者鶴見和子的《好奇心與日本人》一書對之有很精當的闡述。這些人回到家鄉後，有很多人就向他們打聽國外的珍聞，於是漂流者所談的經歷便一個一個地傳播開來，有的人還把聽到的話記錄下來，當然也有的漂流者本人也把自己不尋常的體驗寫了下來，這些記錄連同幕府和長崎奉行等官廳的審判記錄一起被通稱為“漂流記” 。在日本，這種漂流記很多，日本各縣立圖書館、東京國立公文書館以及各大學的圖書館中就保存有不少。這些流傳下來的“漂流記” ，都是那些曾經處在生死關頭的人的真實人生記錄，而那些有關漂到中國的漂流記錄，更是記載了幾乎被人遺忘的中日往來。

明清交際的漂流民事件
有清一代，日本人漂到中國事件非常的多，而尤以１６４４年日本越前國人的韃靼漂流對兩國關係最為重要。１６４４年６月，日本越前國商人竹內藤右衛門等人漂到中國滿洲暉春附近。“所乙古等胡人百餘到海邊，則倭船三艘漂風而至，言語雖不相通。而其所幹專為采參。所乙古等佯若指示參處，誘殺六十餘人，生擒十五人，燒其一船”。後來生存的十五人被轉送到盛京，並很幸運地隨同清朝入關隊伍一起入京，他們成了目睹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批日本人：“在這三十五天中，往北京搬家的韃靼人，絡繹不絕。”

在北京他們還受到了當時清的實權人物多爾袞的接見，並受到了優厚的待遇，“對（漂流民）所提出的要求完全辦到”。處於鎖國時代的日本漂流民對外部世界充滿了強烈的好奇心，對這個剛剛由韃靼統治的國家更是充滿興趣，他們“剛來時一無所知，居住兩年以後，由於能夠聽懂一些話了，所以能打聽到一些事情”，“（韃靼）人的身體比日本人高大，從上到下全剃頭發，頭頂上留有一寸見方的長髮，辮成三條辮子，上髭留著，下髭全剃光，大小官員至黎民百姓莫不如此”。“弓箭功夫在馬上運用自如”，“每天要練弓箭，騎在馬上能夠隨意射箭，而且能射中靶的”，並且“從上到下都能夠經常熟記兵法”。另外，“那裏的法治和各種規定，　是非常嚴明和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漂流民給鎖國日本帶回了中國大陸明清交替的最新政治情報：“大明的北京和南京，由於都已經落入韃靼人之手，所以當地人也像韃靼人一樣，剃光了頭，只是頭頂上留一綹頭髮。”“從北京到南京，據說快走需要三十天到達。其間隔有大河。南京也被韃靼佔領了。征伐的軍隊已撤回北京。但是一部分聽說留駐在南京。在這以後，南京的人們也來北京參拜，這是我們親眼目睹的。南京的人也剃了頭，像韃靼人一樣。”

１６４５年底，清政府命令冊封朝鮮世子的使臣祈充格把這些日本漂流民送往朝鮮，由朝鮮方面派人將之遣返回日。“啟程時１５人都騎著馬，有１００餘名清軍護送，打著大龍旗，拿著箭戟，一直送到朝鮮國境”。１６４６年，　這些日本漂流民被送到東萊府，移交給駐在釜山的對馬藩士，經由對馬島，於６月１６日抵達大阪。值得注意的是，順治帝還要求朝鮮向日本轉達他的敕諭：“今中外一統，　四海為家，各國人民皆朕赤子，務令得所，以廣同仁。前有日本國民人一十三名，泛舟海中，漂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給衣糧。但念其父母妻子遠隔天涯，深用閔惻。茲命隨使臣前往朝鮮，至日，爾可備船隻轉送還鄉。仍移文宣示，俾該國君民共知朕意。”剛定都北京、意氣風發的順治帝懷著一顆慈父之心，以中華皇帝自居，宣揚仁德，在“中外一統，四海為家”的華夷秩序新領袖的名義下向日本發出感召，希望日本在“慕化主義”的支配下進入清的新秩序之中。

漂流民轉交給日本之後，１６４６年４月１１日朝鮮即向清朝做了初步彙報：“臣仰體皇上一視之仁，即將所據漂倭人等，優加供饋，給與腳力。……使海外偏服，感戴大朝德意。外緣系欽依聖旨。轉解漂倭事理。”朝鮮很瞭解清的“海外偏服，感戴大朝德意”的處理精神。但是經過了很長時間，日本對此並沒有給予什麼回應，　朝鮮方面對此很是著急，“清國出送漂倭，交付日本，形止久無回報……令東萊府使，從便善探於館倭等處，急急啟聞”。九個多月後，日本終於向朝鮮派出了針對遣返漂流民事件的答謝使。“倭船一隻出來，即著譯官張偉敏、李時吉等往問出來緣由。則說稱此項日轉送漂倭致謝事。……倭差橘成稅來見卑職，仍呈書契，而其中見有韃靼國三字。卑職不覺驚愕，退卻而言曰：書契所雲韃靼，曾所未聞之國，未知指何而言耶？……決難依受。”日本謝書中稱清為“韃靼”使得朝鮮頗為不滿：“清國之出送漂倭，轉還本國，蓋出於施恩莫大之意。而今見倭書契謄本，則全沒歸美于清國之語，而至以韃靼國為言，顯有輕視之狀”，拒絕接受謝書。

日本對送返漂人更意外行為更表現在聲稱要假道朝鮮，出兵中國。“倭使橘成稅、藤智繩到東萊府，蓋為漂倭押還回謝也。智繩謂東萊府使閔應協曰：“江戶執政等聞漂倭人來，　驚曰：‘韃靼已得北京，送此漂人，正欲誇大，而朝鮮受而送之，必須是與韃為一也。’大納言欲赴援南京。議者曰：‘彼兵不下百萬，我雖發百萬之眾，平原廣野，則必不能抵當，不如假途朝鮮。’島主言：‘頃年朝鮮酷被韃兵之禍，人民死亡殆盡。且釜山至北京八千餘裏，絕不可輕舉大眾。’以此意，反復周旋。”應該提及的是，在這些日本漂流民送返大阪之前不久，致力於大明復興的鄭芝龍曾派人向日本請兵，　而幕府也正在慎重考慮是否出兵：“同年（１６４６年）十月，（書簡）由長崎投進江戶，老中上言其趣，先考（林道春、信勝）即於御前進讀，數日評議，尾張、紀伊兩大納言，水戶中納言亦登城，春齋讀右之書簡。 “執政召紀伊大納言賴宣卿和水戶中納言賴房卿，密議于黑木書院。酒井贊歧守忠勝以下等老臣以及林道春、信勝在座，將鄭芝龍來書給兩卿閱覽。”日本漂流民的恰時歸來對幕府的秘密會議無疑是有影響的，大清通過朝鮮遣返漂流民的行為引起了日本的恐慌、刺激日本出兵援助鄭芝龍。１６４６年京都所司代板倉重宗給他的侄子重矩的書信中就透露了出師情報：“乘船發往大明，準備攻取城陣，務須隨時待命進軍”，“出發大明一事如無其他變化，乘渡之舟不得毀壞。先此通知，閱後此信請焚毀。”這顯然是幕府曾明確向親信的藩主板倉重宗發出了某種出師命令，重宗據此才向其侄子重矩透露這一內部意向的。“閱後此信請焚毀”這樣的指示道出了計畫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

其實日本最終沒有出兵的原因是中國反清複明勢力的失敗， “長崎奉行飛報，福州既陷，芝龍降清”，於是“執政諭諸侯，以援兵議罷”。日本並沒有和朝鮮一樣把大清的救助與遣送漂流民之舉視為“施恩莫大”之舉，德川幕府派駐對馬島的輪番僧栢西堂認為清朝是：“所聞日本政道之正，故使漂流民送來。”日本認為救助與清遣返漂流民之舉是清在“慕化主義”支配下的一種行為。《通航一覽》則把清朝此舉解讀為清對日本的畏懼。在這裏，日本人把日本的優越放在了“武威”上，而不是中華的“禮”，而有學者指出武威恰是日本型華夷秩序的重要標誌。

顯然，由於大明的滅亡使得正統的中國的“華”在東亞失去了統治地位，被視為“夷狄”的滿洲人成為中國的主人，這導致了整個東亞華夷觀的多元化。羅納德托比就觀察到：“日本要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中華’，不只是東亞的，而且要成為世界的中心”。顯然，日本把是自己作為另一個秩序的領袖來判斷清遣送漂流民事件的。處於當時變動頻仍的東北亞地區的兩國對自身身份的類似界定不可避免地使它們在相互交往上發生不愉快。而朝鮮代為遣送漂流民更使日本得出朝鮮“與韃靼為一”、奉韃靼為正朔的結論，引起了日本的恐慌，進而加劇清日關係的緊張。儘管如此，１６４７年順治又以“浙東、福建平定，頒詔天下”，詔曰：“東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羅、日本諸國，附近浙、閩，有慕投誠、納款來朝者，地方官即為奏達，與朝鮮等國一體優待，用普懷柔”，明確表達要把日本作為華夷秩序的成員編入其體系之中的意願。

喪失政治影響力的漂流民事件
1751 年，正是乾隆盛世年間，日本漂流民又五郎等八人乘坐“神力丸”連同貨物一起漂到福建福鼎縣之姆嶼地方，署理關稅撫臣潘恩榘“免其輸稅，以恤難番”，烽火營參將藍圖庭奉命派撥哨船差委弁兵將他們送交廈防廳照例撫恤。在“又五郎等至呈懇回國”的情況下，廈防廳派同安縣商船戶鄭永順把他們送到浙江鄞縣，“查覓日本便船附搭回國”。正好此時遇到乾隆南巡至杭州，因此，浙閩總督前往杭州，將漂流到福建的陸奧國難民之事上奏皇帝，乾隆“昭賜日本難商各五爪龍牌一面，移浙江全省水陸提台，著令交付商船護送回國”  ，乾隆皇帝對這些日本漂流民給予特殊的照顧和待遇：若“將此銀牌掛於頸上，要小心珍惜，即使遇到貴人，也可不用跪拜” 回國以後，這些漂流民被送回在長崎接受日本官員的審問時還自豪地說道： “我們得救以後，中國官方請我們吃飯，知府遞過杯，來讓我們喝酒。我們在歸國途中，跟同船的中國商人談起這件事來，他們驚訝地說：‘我們中國人也沒有吃過知縣的酒席呢!更何況是知府的酒席呀!’”

日本漂流民從漂到中國到被送返日本，具有一定的遣返體制。在各地總督巡撫上報皇帝並得到遣返的允許後。總督巡撫就把他們委託給赴長崎貿易的中國商船，由他們把這些漂流民送往長崎，交與日本。清代，在中國對日貿易的港口中，最重要的是寧波和乍浦，尤其是乍浦。漂流到中國各地以及漂流到其他國家而由中國遣返的日本漂流民都集中到這裏，然後搭乘商船返回日本。日本漂流民在乍浦逗留期間，經常在中國官員、商人和翻譯的帶領下在市內到處遊玩，“晝則遨遊玩景，夜則街市看燈；求衣乎綾羅是衣，思食乎奇珍是食；悶則有歌舞置酒，歸有出宿飲錢”。 “寶力丸”上的三個漂流民甚至在“治官之五歲愛女”的帶領下出外觀覽，行動非常自由。有時候由於等船一等就是幾個月，所以日本漂流民就有了很多機會接觸中國人，久而久之就能聽懂並會說幾句中國話。於是，在不斷地接觸中也就與當地中國人結下了深厚友誼。 “若市丸”商船的漂流民淺野小平次等三人回國後在他們的漂流記中就提到：“我們在乍浦乘船回國的那一天，有四百多名在這裡認識的中國人，都拿著酒和菜來相送。因為人太多，我們只能簡單地跟他們說一兩句告別的話。他們給我們的禮物有毛氈、紡織品、雜物、點心等，多得幾乎沒有地方放。我們在乍浦逗留期間所住的那家客棧的主人，竟偕同六個女傭人和七個男僕人到碼頭送別。離別時我們感到很悲傷，送行的十四個人也都哭了。過了四五天，每當想起離別時的情景，不由得悲傷之情就湧上心頭，流下淚來。我們深感中國是一個熱誠的國家，是一個心地仁慈的國家。”

有接觸就難免有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這些來自日本的漂流民與中國救助地的居民或文人也會有簡單的文化交流。 1826年10月7日漂到中國的日本商船“寶力丸”上的漂流民，就曾與中國當地住民進行了詩歌贈答。應該說，這是清代中期中日關係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例，尤其是對當時少有往來的中日而言。 1827年1月29日，一艘來自中國的船隻緩緩駛入長崎港，在這上面搭載了“寶力丸”的漂流民源太郎等人，經過長崎奉行的審訊得知發現他們帶回了中國川沙廳人士的一冊《贈倭國難民詩》，共五首，詩前有一小序：

「日本國航海商民遭風漂失到我大清國江南松江府川沙撫民廳境內，得漁船相救至城中，與之通語，彼此不解。幸番夷中有名市平者，稍知書寫，始悉伊等，于大清道光六年九月九日，裝載昆布(海帶)貨，由日本國出海至大阪地方銷售，在船共十人皆往越前島(大致相當於今天日本的福井縣北部) ，適遇大風，漂流幾晝夜，至二十八日，船破裂，一人名永助者已溺海中，此外九人乘海舟隨風逐浪。至三十日，遇救得生，余職任地方，勉加撫恤，安頓捷宿，賦詩紀事。至三十日，遇救得生，餘職任地方，勉加撫卹，安頓捷宿，賦詩紀事」



其中三首是：其中三首是：

贈倭國難民詩
—— 川沙撫民府顧文光

番舶乘風碧海頭，淩波豈計怒潛蚪。

三秋爽簌來中土。萬里鄉心憶舊酋。

逐利幾忘身是我，重生應以喜消憂。

何如揮手三山去，渺渺憑虛不系舟。

無  題
—— 川沙典吏金山縣人李檮

倭人涉海為蠅頭，小舶漂沉遇怒蚪。

三百年前犯我土，數千裏外救夷酋。

故鄉自有傷心慟，異地應無拐腹憂。

記取聖朝恩莫大，懷柔替爾覓歸舟。

無題
—— 徽州府績溪縣人胡志堅

裸衣赤足更蓬頭，悲述番檣付海蚪。

小島漂零餘斷梗，長官撫恤慰殘酋。

江南木落秋同感，天際心懸我共憂。

萬八千程登彼岸，慈雲呵護送舊舟。

以上賦詩者都是“職任”地方的官員，在光緒年間的《川沙廳志》中，可以找到這五個人中三人的名字和簡單履歷。日本資料《漂流人報告》十月朔日條有： “至川沙廳，當衙大書川沙撫民府顧大老爺。 ” “顧大老爺”就是第一首詩的作者顧文光。

這些詩詞是寶貴的史料，一方面從中我們可以形象地體會到日本漂流民“裸衣赤足更蓬頭，悲述番檣付海蚪”悲慘的遭難情景以及地方官“撫恤慰殘酋”的厚待。另一方面我們也能解讀出民間普遍意義上對日本的認知與感情：一是對他們漂流的境遇表示同情，對他們的思鄉之情給予了很大的理解，一句“慈雲呵護”表達了中國人對日本難民的真摯感情；二是對日本人“逐利忘我” 。為了“蠅利”而歷經風險流露了一絲不屑；三是對倭寇以前侵犯中國的深刻記憶。但是，中國“聖恩莫大” ，給他們尋覓歸舟，以示懷柔。

對於這些贈詩，日本漂流民做了答詩，其中兩首是：

次漂民餞送詩之韻
—— 大東越前福井府士官平山連

波濤萬里海西頭，求利小民因怒虯。

仁國固雖多厚惠，神朝何必比胡酋。

長官殊閔漂流苦，商旅遂忘饑渴憂。

賴有騷人韻士在，數篇錦字附歸舟。

次韻漂民餞送詩
—— 大日本越前藩府士水間敬

相送西方天盡頭，歸帆豈複起潛虯。

我邦自古真皇帝，彼土於今實狄酋。

只賴寬容些子惠，遂忘*[齒+奇]龍若干憂。

不須海外累傳譯，願把文風迭載舟。



這些日本漂流民在對中國的救助表示了深深的感謝之餘，幾句“神朝何必比胡酋”、“彼土於今實狄酋”也表露出日本民眾獨特而強烈的自國意識和神國意識，以及一般日本人的對滿清統治下中國的中國觀。

中國對這些漂到的日本人實施救助的記錄存在於各種檔案及漂流記中，但是它們似乎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而，這些“漂流記”具有很高的歷史和文化價值， “那些到過中國的日本漂流民之中有些人，實際上成為鎖國時期不自覺地進行日中文化交流的先驅者。記錄他們在中國的經歷的漂流記，也成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珍貴資料” 可喜的是，這些中日之間難忘的恩情並沒有被中日人民所遺忘。 1992年5月，浙江省舟山市前任市長彭國鎮率領漁業代表團到日本氣仙沼市考察時，當地就有幾十名男女老少跪在彭市長面前，異口同聲地說： “謝謝救命之恩!”原來，這背後也有個“漂流”的故事。

1752 年11月，日本宮城縣氣仙沼市“春日丸”商船在航行途中突遇暴風，在洋上漂泊達四個月之久。在看到一個海島之後， 13名船員拼盡最後一絲力氣高聲呼救．這個小島就是當時的定海縣，也就是現在的舟山市。島上的漁民們一見海上有人遇難求救，就紛紛推舟入海，起篷搖櫓，把落難的船員救上岸來。各家各戶有雞殺雞，有藥送藥，有糧供糧，熱情款待落難的遠方客人。不久，定海縣衙官吏聞訊，便將日本船員接到定海城居住。知縣還親自攜著豬、羊、魚、米前來慰問，並組織當地的能工巧匠將“春日丸”修理一新。寧波知府獲報後，也專程乘船過海趕來看望遭難的日本船員。

下跪感謝的這些人就是當年“春日丸”船員的後代們．他們根據家譜的記載，確認事發地點就是現在的舟山桃花島庵跟村。船長傳兵衛的第八代後裔、氣仙沼市一家加工大西洋螃蟹的企業家佐藤亮輔至今還保存著當年“春日丸”船的遺留物：一隻竹籃、一把扇子、一隻碗等，這些物品用黃色的布包著。歷史的情緣把舟山和氣仙沼兩市人民拉近，把中日兩國的人民拉近。 1993年1月，佐藤亮輔就把一艘按照1 ： 30的比例複製“春日丸”古帆船的模型送給舟山人民作為禮物，以紀念那一段恩情。  1995年11月，以日本宮城縣氣仙沼市市長小野寺信雄為團長的氣仙沼市友好代表團一行17人來到舟山，參加了兩市友好紀念碑的揭碑儀式。黑色的石碑上用中日兩國文字鐫刻著1752年那一段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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